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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急管理体系是怎样的?(两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 上传时间:2020-06-09

◆ 应急管理体系必须以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立体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为主线

◆ 从此次疫情应对上看,无论是人们思想观念、自救互救能力,还是指令下达、响应速度、物资调度等方面,均有很大改进提升空间

◆ 六大体系和能力构建,是提升国家应急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构成了从平时准备到急时应对,再到恢复平时状态的全流程、分工协作、相辅相成的应急系统工程

◆ “传统安全观背景下的应急准备远远不能满足突发事件发生时对应急物资和服务的需求。”

◆ “应急产业整体上的‘散、小、低、乱’状态,与平时的需求不足有关。”

◆ “应急最怕的不是灾难再来,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其一:未来应急管理体系是怎样的?


魏际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崔立新,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

  

尽管我国抗疫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但反思疫情初期,及整个应对过程中的预防预警、指挥体系、物资配置、反应速度等方面暴露出的问题,对于未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急管理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的严峻形势下。

  

一、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2003年非典(SARS)应对为转折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

2006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提出建设“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以规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2018年,应急管理部正式成立。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就应急管理体制建设而言,我国已有针对不同威胁来源、由国务院不同部门分别负责组织管理的基本架构。如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自然灾害应对及安全生产保障,国家卫健委主要负责公共卫生威胁应对,中央网信办负责网络安全威胁应对等。

地方应急管理体制上,目前全国地级市建立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的比例分别为97.8%和96.1%,县级政府相应比例为89.6%和80.8%。

在应急管理机制方面,迄今已建立国务院应急平台,以及灾害风险评估、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和恢复重建保障机制。建立了中国特色“全国一盘棋”“对口支援”等机制。

法制建设方面,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

基于“一案三制”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经过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等突发灾害的历练,应急管理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但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看,无论是人们安全意识、自救互救能力,应急预案可操作性、迭代升级水平,潜力调查、信息共享水平,还是指令下达、响应速度、物资调度等方面,应急指挥协同能力、应急法律法规体系,都还有很大提升改善空间。

  

二、科学构建应急管理体系

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应以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立体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为主线,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提高全民安全意识,树立全面安全观。

全社会要从以往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向包括经济、环境、科技、信息、网络甚至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全面安全观转变。要认识到国家安全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国外,更需要重视来自于国内问题的安全威胁。

其次,设立国家层面统一领导、权责匹配、权威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和常设机构,构建基于全面安全观的应急管理体制。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谁来做、做什么、依据什么做、利用什么资源做、依靠什么力量做等问题,都是应急管理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围绕这些问题“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

可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具有权威性、高级别、统一指挥的应急管理常设机构。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既要加强中央在总体设计、规划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等方面的职责,发挥指导协调作用;又要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地方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主体意识、主体责任、主体作用。


三、六大体系和能力建设

突发事件应对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多个环节的全链条管理过程。围绕这些过程,要进一步强化以下六大体系与能力建设,做到事前“无急有备”,事中“有急能应”,事后“应后能进”。

1.应急预测预警体系和风险评估能力建设。

其关键是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构建,以及利用机器学习等大数据、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对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大数据的监测和分析,实现风险评估自学习、自辨识,事态趋势及影响自推演、自优化。并按照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确定相应的预警级别,制定分级管理办法。

预测预警的准确性需依靠专业的科研人员和专家。如这次疫情应对中,疫情集中的区域卫生人力资源尤为匮乏,各地未能因地制宜进行医务人员数量、科室、救治层次等分配维度的风险评估。

2.经济实力潜力调查体系和柔性生产能力构建。

构建经济实力潜力调查体系应以区县为单位,对地域范围内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程度、组织建设状况以及物资储备生产及服务能力储备、人员(包括志愿者)储备及培训情况,乃至资金、信息、科技储备情况等实力、潜力状况,进行数据收集并信息化且动态维护更新。该体系不仅是对本地经济实力等进行调查获取数据,关键是对经济潜力进行全面科学分析,科学预测潜力总量,即在紧急状态下的最大可动用量,进而考虑整个供应链状况,计算全供应链生产运作能力,以防单个企业扩展生产时,遭遇到原材料采购或物流运输方面的瓶颈。这次疫情中,相关部门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用设施设备的储备情况和生产能力就缺乏基本掌握。

另外,从中国石油火速打通口罩制造全产业链,从口罩基础原材料生产商升级为集基础原材料供应、核心材料制造技术研发与产品制造于一身的综合供应商的案例,可以看到柔性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3. 应急预案体系和动态维护能力构建。

应急预案是针对可能发生安全威胁对国民经济动员的需求而预先制定的系统周密的应对实施方案,用以保证应急过程的快速、准确、高效、有序,更好地满足需求。它是一个全方位覆盖、纵横交错、规范有序的科学体系。

目前我国应急预案分为六个层级,如针对疫情等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自然灾害预案、安全生产预案等。其内容包括应急预案编制的目的背景依据、适用范围责任、实力状况及潜力评价,紧急状态启动时的指挥机构、启动程序、响应级别,紧急情况下的经济管制等等,还包括从紧急到恢复常态的命令发布、计划制订等。

应急预案的信息化应充分利用大数据、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先天的逻辑推理和机器学习优势,根据动态模拟发展过程,精准制定并实时维护,避免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不强问题。如在疫情防范下沉社区的决策中,忽略了对基层组织人力物力等资源数据的获取和分析,导致基层资源缺失或错配,使得诸如“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等防控要求落实迟缓。

4.培训、演练体系及人员专业能力构建。

普及相关常识、专业知识,构建完整培训体系。在一定范围内适时公布应急预案,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布突发事件报警电话、微信公众号、网上信息提供平台等。广泛宣传应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紧急状态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在大、中、小学普遍开展国防教育及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处置教育。

制定定期演练制度,明确演习的队伍、内容、范围、场所、频次、组织、评估和总结、经费保障等。

充分发挥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公益团体的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的作用,使其通过各种应急任务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包括物流、库存、流程、质量等运营管理知识的培训,提高专业应急能力,并为培训合格人员发放相应专业证书,保证急时快速匹配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人员。

疫情应对中不难发现,从疫情期间各种假消息的传播,到抢口罩药品等医疗资源挤兑行为,说明公众安全意识、应急常识以及自救互救能力都很缺乏。

5.决策指挥体系及快速转换响应能力构建。

建立以事发地政府为主、有关部门和相关地区协调配合的领导责任制和现场指挥机构,包括加强与军队以及国民经济动员部门的协作。明确各有关部门、单位的职责及相互关系,明确专家咨询和辅助决策机制。

为保证指挥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决策指挥体系各部门级别要高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组织生产、物流供给队伍,统一调配人力资源,将更多的人力资源引向应急部门。

决策体系应充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技术构建信息平台快速、有效、高质量地获取数据、分析数据,协助、支持决策指挥,提高决策指挥能力。

疫情应对过程中,虽然各部门建设了信息化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政府防控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如排查高危人群、分析确诊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活动情况等,但在防疫物资调配中出现的前方医院物资告急、后方库存堆积如山的混乱局面,暴露出应急管理信息化水平较低、快速转换响应能力不强的短板。亟需在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技术支撑下,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6.应急恢复体系及持续改进能力构建。

具体包括征用补偿机制的设计和实施,明确人员安置、补偿,物资和劳务的征用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现场清理与处理等程序和要求。重视相关人员的心理干预工作。明确捐赠资金和物资的监督与管理等事项。总结经验教训,修正应急体系中的短板和不足,构建持续改进能力。

针对疫情从急性期到慢性期的过渡,应急管理重心转移为:在兼顾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的基础上,有效扩大内需,弥补外需不足,对冲疫情影响,帮助企业和民众渡过难关。

以上六大体系和能力构建,是提升国家应急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构成了从平时准备到急时应对,再到恢复平时状态的全流程、分工协作、相辅相成的应急系统工程,是我国未来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框架。


其二:下一次口罩冲击 我们行不行

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造访了张锦龙的公司。

1月26日,正月初二,消毒剂库存首先亮起了红灯。平时要卖半年的存货,两天售罄。“还不够,做多少要多少。”

“买方市场瞬间变成卖方市场了。以前我们去找客户,现在坐那里就有无数电话打过来。”作为有备族公司的总经理,张锦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一天最多接过200多个要货电话。即使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当下,消毒剂销量依然是平时的3~4倍。

火爆,是不少应急企业在过去几个月经历的写照。

市场彼端,感受的却是另一种温度——需求短时间内急速暴发与供给数量质量的极度不匹配,至今让许多人对“口罩售罄”的告示、消毒剂空空的货架,记忆犹新。

“疫情没来,很少有人问。疫情来了,大家拼命抢,企业产能提高还供不应求。疫情过了,有一些机会企业又降产能退市,低价抛售产品或者卖设备。”与防灾减灾用品研发打了13年交道、身经数次“大战”的张锦龙感叹道。

热、冷、高、低背后,是“应急”这个年轻产业的境况——短板环伺。


一、能否满足更高要求?

张锦龙经历的“不寻常”,是突发事件来临时应急企业寻常的一面。

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带给应急产业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平急需求的巨大波动。

以防护服为例,去年我国防护服日产能在10万套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仅湖北一地的防护服日需求量就曾飙升至40万套。

应急关键装备平急需求反差更巨大。比如在堰塞湖等特殊地段救援,可快速拆卸的模块化挖掘机是“非它不可”的神器,但平时,“神器”却毫无市场需求。

“供给如果按急时需求规划,平时必定产生巨大的供给冗余,如果供给按平时需求设计,急时又必定产生巨大的供给缺口。这成为应急产业发展时时面对的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际刚说。

突发事件的复杂性,还赋予应急产业另外的特征,应急龙头企业新兴际华集团应急研究总院副主任研究员秦绪坤总结为:种类多、批量小、先特专。

应急产业涵盖消防、安防、防灾减灾、信息安全、紧急救援等多个产业,其产品和服务也涉及装备、材料、医药、化工、电子信息、物流、保险等多品种多领域。同时应急产品特别是专用装备生产批量少,“有些专用应急装备一年就生产几十套。”秦绪坤说,例如一种蟒式全地形车,爬坡过沟畅通无阻,能极大提高森林火灾救援效率,但只适用于北方地形平坦的森林,南方高山森林火灾则需要救灾直升机。“不同火灾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而且森林消防市场就那么大,产品更新换代慢,需求量小。”

针对复杂环境、恶劣条件,应急装备往往还是先进、特殊、专用的。比如湿地推土机、新冠肺炎疫情中紧缺的负压救护车等,对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要求高。

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对应急产业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储备能力,提出了相比其他产业更高的要求。

2007年国家首次提出发展应急产业的任务,到2014年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2017年工信部印发《应急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年)》,应急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产业发展现状能满足应急的这些要求吗?


二、散小低乱原因何在?

遗憾的是,目前无论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

“我国应急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魏际刚认为,应急产业体系还难称完善。

“传统安全观背景下的应急准备远远不能满足突发事件发生时对应急物资和服务的需求。”魏际刚说,目前应急产业的规划和发展多是面对自然灾害、安全生产、恐怖袭击等传统安全的布局和安排,缺乏基于包括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观在内的全面安全观的考虑。

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已公布三批共20家,魏际刚说,从主导应急产业领域看,集中在救援抢险装备、消防、反恐防暴等,尚未有基地以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为主导。从地理布局看,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如医疗器械产品在“西北、东北、西南等区域的产能储备明显不足,未来一旦面临较大规模疫情,医疗救治将遭遇更大挑战”。

具体到产业发展水平,业内认为尚存在散、小、低、乱四方面短板。

,是指应急产品分散在不同产业中。秦绪坤介绍,“产业覆盖性较好,但聚集性差,没有形成集成效应。”

,是指应急企业规模小,缺乏核心领导企业。“企业营收做到10~20个亿,基本就是龙头了。”秦绪坤说,他所在的企业是唯一一家将应急产业作为主业发展的央企。规模小使多数应急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弱、研发能力不强。

,是指先进、特种和专用装备不足和不适用。

“总结历次重大突发事件,关键应急装备缺乏是制约应急救援效率的重要因素。”秦绪坤指出,一是科技含量不高,多数应急产品没有摆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状况。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些较先进的国产装备是国外零配件的集成产品,缺少核心竞争力。三是关键设备仍依赖进口,特别是航空应急救援、应急通信、生化、核辐射防护、矿山井下关键救援等方面。

,是指尚未建立起产业标准化体系,产品的标准化、试验和检测体系及企业的资质评级认证体系缺失,应急产品市场管理不规范,没有形成应有的准入门槛。

拿救火专用的消防靴来说,国产产品200到400元一双,进口的能卖到1000元左右。“都叫消防靴,都符合现行标准。但200元的产品第一次进火场就可能有隐患,400元的靴子第一次用安全有保障,但使用一次性能就会降低。而进口产品性能更稳定,可以反复使用多次。”秦绪坤说。

魏际刚建议,下一步,应以全面安全观指导推动应急产业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科学布局应急产业资源和应急生产力。同时,发展基于“新基建”的包括应急准备、预测预警、决策指挥、响应处置、恢复重建全流程的智慧应急产业平台和体系。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询中心研究员朱伟认为,未来应从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集成化五个方面发力。特别是标准化,“围绕安全应急产业的各个重点领域,建立健全与国家标准体系一致、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安全应急技术和产业标准体系。”


三、应急是政府的事?

应急产业供给侧发展不足的同时,需求侧也未打开。

“应急产业整体上的‘散、小、低、乱’状态,与平时的需求不足有关。”魏际刚说。

“快被当成做安全产品的礼品公司了。”回想起2007年刚入行时的窘况,张锦龙还觉得有些尴尬。彼时,他们生产的民用应急产品的最大销路,就是发福利和送礼,几乎没人出于安全考虑主动为自己购买应急产品。

近年应急市场培育有了较大进展,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开发程度依然很低。据统计,2019年我国应急产业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但考虑到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秦绪坤的评价是,“产业规模和国情还不匹配。”

“一个健康的应急市场,消费主体应该是社会。”朱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应急产品和服务最大的买家依然是政府,大众应急需求开发存在极大不足。

提供数字预案仿真演练信息化服务的北京联创众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长城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企事业单位等社会主体对应急服务认识不到位,他们的客户绝大多数是应急管理部门,且集中在省、市、县,乡镇极少。他们想开拓市场,却发现基层单位利用新技术开展应急演练意愿不强,开拓起来“很不容易”

朱伟说,政府成为应急产品与服务的最大买家,重要驱动因素是上级的要求或考核,而不是主动应急的风险意识。“去公共场所转一圈就知道,应急产品配置都是标准规范的最低要求。”

市场开发不平衡、不充分,让应急企业的发展如同沙上建塔。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让产品一度脱销,张锦龙却对公司接下来的业绩难掩忧虑——受疫情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各单位一再削减成本,应急这部分支出很可能受影响。”

这种忧虑在于长城那里表现得更急迫,“坦白地讲,应急管理机构改革以来,新的应急管理部门大多在调整融合,政府需求不足,再加上这次疫情,企业受到双重打击。”他语带焦急,去年下半年至今,公司订单减少近50%,人才流失近20%,加之银行贷款的严格限制,企业资金非常困难,“发展进入谷底。”

他呼吁,政府在复工复产之际扩大投放。更重要的是,减少消费主体单一化风险,发展大众应急消费市场。

与给政府部门下硬指标不同,转变社会的应急消费观并不容易。秦绪坤说,国外的应急理念是首先自救,其次互救,第三才是公救。但国人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等政府救援,“都觉得应急是政府的事。”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让张锦龙公司生产的汽车逃生锤一度脱销。没想到险情刚过,销量就回落到了平时。

在朱伟看来,让应急市场火起来,需要政府完善推广应用机制,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也需要企业主动作为,通过创新扭转消费者的“惰性”。

为打开市场,张锦龙和同事提出“应急产品民用化,民用产品应急化”。逃生锤被装在雨伞上,摇身一变成了消费品。这个拥有4项专利的产品,每年除3个月的旱期,销量都相当稳定。


四、平战鸿沟哪里来?

如果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成熟,让应急产业很难在重大灾害来临时“招架”住巨大的需求增长,暴露了底子薄。那么应急储备和柔性生产能力不足,导致平战转换左支右绌,则暴露了应急体系特有的灵活机制的欠缺。后者是我们买不到口罩的更直接原因。

秦绪坤说,我国针对帐篷、日用品、食品等常用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较早,应急能力已比较健全。但这显然和人们在疫情中的实际感受相去甚远。

他解释道,因为突发事件的不确定、储备成本等因素,只能按常规预测储备物资,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如此大规模的突发事件面前,“平时准备再充分也不行,一定会有巨大缺口”。这就需要在储备实物物资之外,还要有物资的生产能力储备。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机制。”秦绪坤认为,有必要在全国按区域及其灾害风险布局应急物资产能储备基地。比如口罩,从熔喷布生产厂,到服装生产厂、仓储物流,政府要有意识地推动上下游企业在一个区域内布局。储备一定的产能,急时上下游联动,“很快就把产能提上去”。

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在《求是》发文提出,“在实物储备的基础上,增加技术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朱伟认为,可以考虑以韧性较强的大型企业为主体落实,但储备的产能平时“停产”,储备企业会“吃亏”,就需要国家有相应的激励措施。

平战转换的另一个关键,是柔性生产能力——平时生产其他产品,急时通过生产线迅速改装转为生产应急产品。本次疫情中,包括新兴际华在内的多家企业实现转产口罩、防护服。但多位受访者认为,应急产业的柔性生产能力还远不够强。

“缺乏包括应急准备、预测预警、决策指挥、响应处置、恢复重建全流程的,考虑时间、空间布局的,平时急时融合技术开发模式,平时急时生产服务高效转换机制的模块化、平台化、智慧化柔性生产的应急产业生态系统。”魏际刚说。

在他看来,平时急时融合技术的创新开发尤为重要。“技术既可以生产人们平时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也可以生产应急产品或服务;同时把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产流程进行任务分解,模块化生产,分为基础通用模块和定制化模块,进行标准化生产,定制化组装,实现大量定制的生产模式。企业平时正常生产,急时通过不同模块组装实现无缝转换,生产急时所需产品。这既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流程创新、生产模式创新、制造工艺创新等一系列自主创新。”

但不论是较健全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还是柔性生产能力,主要指的还是常用应急产品。“救援所需的专用装备临时制造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提前生产、储备。”秦绪坤说,目前应急专用装备的储备,无论种类还是地域布局都远未完善。科研、采购也非常昂贵,亟需国家进一步布局。


五、研发,亏本的买卖?

作为应急产业发展的驱动源,如何加速创新这个马达?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我国应急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完善——应急科研平台没有实现体系化,很多领域还是空白;应急产业的人才规模、结构和培养渠道亟待改善;缺乏政产学研企一体化协同、一二三产业融合全链条发展的应急产业规划……

枝蔓纵横下,应急产业创新特别是关键装备攻关,还面临一个根本难题。

2015年12月,山东临沂一石膏矿发生坍塌事故,多人被困井下。最终,通过大型钻机从地面垂直打孔救援,幸存矿工获救。“要没有这个东西,受困工人肯定出不来。”秦绪坤说。

“这个东西”就是德国宝峨公司生产的矿山救援专用的大口径钻机。宝峨掌握着核心技术,每套售价上千万元。

 这是典型的被“卡脖子”的关键装备,应急时非它不可,亟待科研突破。但造价极贵、应用机会却极少。“对企业创新非常不利。”秦绪坤坦言,这是大部分应急尖端装备研发面临的矛盾。

2018年,四川发生堰塞湖险情,需要将挖掘机吊到堰塞体形成的堆积坝上开掘,但即便是大载重直升机也难以实现。急需研发一种可快速拆卸的模块化挖掘机。

秦绪坤回忆说,相关部门首先找到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对方同意攻关,但提出若研制成功,希望有关方能订上二三百套。可这样的装备并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企业考虑到收支不对等,选择退出。最后,作为央企的新兴际华接受了任务。目前科研投入近亿元,仍在研发过程中。

“即便生产出来了,怎么定价都是问题。”秦绪坤算了一笔账,普通挖掘机市场价约五六十万元,可快速拆卸的模块化挖掘机如果定价为普通机型的5倍,卖掉50台,才能抵上目前的研发成本,还不算后期研发、产业化的成本。问题是,这种平时缺少使用场景的装备,市场需求可能连50台都没有。

“谁会掏钱买呢?”他感叹,“对研发企业来说,一定是亏本的买卖。”

截至2016年,40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有38个与应急领域相关。“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设立了两个与应急相关的专项,涉及国拨经费55亿元。

“科研成果很好,市场需求量小的话,企业进行产业化的意愿也不强烈。这需要国家对全产业链投入,尤其对投产有一定支持。”秦绪坤说。

在秦绪坤看来,应急产业的发展有三个驱动力:灾难推动、规划拉动、理念驱动。

在他的料想中,疫情过后,无论科研、制造还是市场,应急产业短期内都会有一个巨大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利好政策能否持续落地?大众观念转变能否持久?产业发展能否从灾难推动转换为理念驱动?

“应急最怕的不是灾难再来,是好了伤疤忘了疼。